几经转手送到潘明祥面前一封信，要他把有关任长胜的记忆整理成材料，寄给某处烈士陵园，以供重写烈士传记参考。
潘明祥愿意作这件事。
他展开一张素纸，工工整整地写道：
任长胜，原名任评，生于日本山口县德山市。十八岁回到中国，二十岁参加革命，二十二岁到我军任副排长，当时是我连唯一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唯一不是由士兵中提拔的下级指挥员……
一
“兹介绍任评同志到你连工作……”
潘明祥看了介绍信的开头，又看看面前坐着的白净脸、小矮个，戴着近视眼镜，一派书生气的青年，就把信往桌上一扔说：“欢迎你。我担任指导员以后，文化教员的位置一直空着。你一来就好办了。”
“指导员，”任评笑笑说，“请您往下看。”
潘明祥又把信从桌上拣起来，往下看。连长急不可待地问：“上边还写什么？”
“团首长批示要把他放到最基层战斗岗位上去，叫他当排长。”
“我这儿不缺排长，哪一个班长提上来都呱呱叫。”连长说道，“我们就缺个文化人儿！”
他抓起电话机，使劲地摇，大声地喊，说排长易找，教员难求，说驾辕的骡子不该去推磨……
任评坐在一边毫无动静，像谈的根本不是他。
连长突然把话停住了，张着嘴木在那里，好久才答应个“是”，快快地把话筒放下。
潘明祥问：“团部说什么？”
“派他当排长，是陈老总亲笔批示！”连长耷拉着脸说，“同志，你还挺有来头咧！”
任评站起来，像小学生般规规矩矩地说：“我在敌工科当翻译，陈军长行军时常和我们在一起，我顺便提了一下，希望日本投降以后，放我下连队去锻炼……”
“坐下，干革命么，什么岗位不一样？”连长还不死心，转着弯说，“指导员就是文化教员出身。”
“我不一样，”任评说，“我出生在外国，而且在剥削阶级家庭长大，参加革命后又在上层机关当翻译。我很需要到战士中和实际斗争中锻炼……”
连长挠着头说：“嗯，你都深入到我们连部来了，也算深入工农兵啦！”
“还是下到最基层彻底。”
本人的要求，又有首长批示，连长只好放弃奢望，派他上一排当副排长。说吃过晚饭就领他到排里去。
这天晚饭，通讯员打来的是煎饼、大葱、白菜汤。任评看见煎饼，惊讶地叫了一声，两只手捏着边提起一张来，看画似地看了半天，在边上咬了一口，又咬了一口，一边嚼着一边疑惑地摇头。看看别人都叠成叠，夹上葱，卷成个大喇叭往嘴里送，他才模仿着，卷好葱捅到嘴上。刚微笑着点点头，眼泪流下来了。
“生葱是这么辣的呀？”
连长、指导员、通讯员全笑了。
“总部里江南人多，不吃生葱的。”任评解释着，“这煎饼也没吃过，吃小米饭。”
潘明祥说：“你怕辣，可以把葱挑出来。”
“可以吗？”任评仔细地观察着煎饼里的葱，“我见你们人人都卷上，以为吃煎饼一定要卷它，就像蒙古人吃肉一定要配上茶，不然不消化！”
三个人又是一阵笑。
他打开煎饼，把葱拿出来放在桌上。又咬了口煎饼说：“这样好吃了。”吃了几口，他停下来思忖一阵，又把葱重卷进去。一边吃一边流泪。
连长说：“葱放在那里，我替你吃好了，不会白扔。你勉强吃它干啥。”
“不是的。”他辣得变了声音，“山东部队，人人都吃葱，偏我不吃，这一点就会和群众造成距离，还谈什么打成一片？”
潘明祥说：“这是生活小事么！”
“下来以前我就想了，在生活习惯上很要作些改变的！”任评认真地说，“就从这里开始。指导员，替我把名字也改一下吧。改一个当兵的听着顺耳的！”
连长说：“当兵的名字老一套，还不是张德标、李长胜……”
“我改名叫任长胜！”
二
任长胜下到排里以后，很出了一些笑话。紧急集合背包打不上了；夜行军绑腿散花了；战士们开玩笑说句粗话，他要反复问好几遍才弄懂，然后哈哈笑着还记到本上……
可是没过多久，人们谈到他时就丢掉了嘲笑的语气。休息时他把背包解开打上，打上又解开，把毛巾捂上眼反复地练习打绑腿。记到本上的战士俗语、土话，有机会他就用，用错了别人笑他也不恼，反而求人说个样子给他听。他这种把任何小事都认真对待的作风倒真有些奇，可这种“奇行”反引起了大家的尊敬，谁也不忍心再嘲笑他了。听到种种汇报，潘明祥对任长胜产生了又喜爱又赞赏的心情。
伏天，连续行军，又赶上雨季，部队拖得很疲劳。一些骡马都磨烂了背部，体质下降。碰到个水洼滑倒了就爬不起来。这天潘明祥有事拉在了后边，将近中午快赶上队伍时，碰上了任长胜。那是在两块高粱田之间的小水洼中。水洼边上堆着驮架和零乱东西，一头骡子在泥水中卧着。太阳像白热的铁球，悬在当头烤灼着大地。任长胜一条腿跪在水里，双手端着个日本式钢盔正一下一下淘骡子身旁的泥水，从戽到路边的水看，他至少已经淘了有半个小时了。四周静悄悄的，只听见哗哗的淘水声和粗嘎的喘息声。潘明祥走近跟前，看到汗水和泥水已经湿透了任长胜的全身衣服，连用线绳捆着的眼镜上也全是泥点。
“打它两下不就起来了！”潘明祥心疼地说：“用不着费这么大劲儿。”
任长胜显然没发现有人走近，听到话声一惊，认出是潘明祥就笑了。
“骡子的体力消耗得很厉害，”任长胜说，“再逼它使猛劲，就会把力气使僵。二连有个骡子就使僵了，站在那里像个石雕，拿刺刀扎它都不肯再动一步。”
说完他又弯下身继续淘水。潘明祥从他手里夺过钢盔，替他淘了一二十下，连喊带拽把骡子轰了起来。
潘明祥说：“你要掉队了。”
任长胜说：“不会，队伍就在这个村里休息，等着开中饭呢。”
潘明祥透过高粱稞看到一半里外确有个小村庄。
“这么近，大声一喊就听到了，你怎么不喊几个人来？”
“同志们很疲劳，很疲劳了。”他擦着满是泥点的眼镜说。潘明祥说，该提醒一排长，对这个老实人，格外照顾些。
把驮架备好，捆上东西，两个人边走边谈起来。
“你好像读了不少理论书吧！”
“马克思、列宁、毛**的著作都读了些。我先从理论上认识了社会主义，后来才找的革命队伍。”
潘明祥问他回国的原由。
“细说起来很费时间，心情也不愉快。总之没有个强大的祖国，在海外很受气，我忍受不了，回来了。”
“你是出生在日本吗？母亲是日本人，也受排挤？”
“就是入了籍，也要由于父亲的血统受歧视！”
“你回来求学的？”
“我是想把生命献给祖国，参加抗战。到了上海才知道抗战的也有好几家。有个国民政府，还有个边区政府，哪一面没有引荐也去不成。只好先进了学校。那是个教会学校，多少有点民主空气。我参加了个读书会，是地下***的。”
一个月后，任长胜第一次参加战斗，表现出乎意外的勇敢。他们排作为突击队攻击据点的北门。头天晚上看地形，壕沟后面只有一道鹿寨。第二天清晨进攻时，鹿寨后边却新拉上一道铁丝网。因为没带小包炸药和集团手雷，排长只好用马刀去砍。没砍断两根，就挂了重花。接着上去一个战士，刚一举马刀又中弹牺牲了。任长胜第三个冲上去，在枪林弹雨中四处挂花，一口气砍了七十几刀，为突击队打开了冲锋道路。虽然在等待时伤亡了几个人，可没有影响向续部队扩大战果。一个知识分子初上战场就这样骁勇，战后大家把他评为战斗英雄。评选材料刚送到支部，他的一份检讨书也送来了。他在检讨中说，这次造成不应有的伤亡，责任全在他。看地形时，他发现鹿寨后边有几很桩子，曾提出是不是敌人要拉铁丝网的立柱。可是排长说国民党一向不拉铁丝网，日本鬼子才弄那东西，这可能是伐树剩下的树桩。他就放弃了自己的看法。第二天清晨攻击前，他不放心，又建议再侦察一次。排长和几个老班长都说来不及了，也没必要，他就又收回了自己的建议。还有一点，他说自己是怕死的，排长倒下后他没敢紧接着跟上去。战士跟上去，牺牲了，他被耻辱感烧得心疼，这才一咬牙冲上去。
支部研究了他的检讨，仍然报请他的英雄称号，并让潘明祥和他谈一次话。
潘明祥对他说：“你的检讨虽然夸大了自己的责任，可是很诚恳、很坦白，能接受教训就好。依我看，这还是知识的分子通病，太顾及个人自尊心。一事当前，为面子考虑多，为革命事业的后果就考虑少了！为什么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呢？无非是怕别人笑自己不懂装懂，过分小心。其实自己认为对的就该坚持。打仗比不得坐机关，这是要流血死人的！”
任长胜难过地点点头说：“以前我爱读托尔斯泰的作品，总想着道德上的自我完成。因此，考虑品格锻炼多，考虑工作效果就少了。”
潘明祥说：“至于说怕死，英雄并不是他没感到恐惧，而在于他战胜了恐惧！只要不被恐惧吓倒，就是好汉子！”
谈话的结果，任长胜接受了荣誉称号。庆功会一开过，他就跑到村外松树林里，把胸前的红花解下来挂到松树上，向战场那个方向敬了个礼，坐在草地上不出声地哭了一场。
三
一九四八年洛阳战役时，任长胜已经是个有战斗经验的排长了，以细心侦察出名。
进军洛阳途中，找向导的战士在山沟里碰到个国民党逃兵，连冻带饿已经半死了。问他什么都摇头。他说的话战士也不懂，就把他带了回来。潘明祥问他话，他也是摇头，嘴里哇啦哇啦说了一阵，大家也还是不懂。那个逃兵又说了几句，不知怎么一来，任长胜听懂了。
过了一会儿，任长胜翻译说：“他是青年军二〇六师的士兵。长官下令叫强扒老百姓的房子，他不忍心干。长官打了他四十军棍，他一赌气开了小差。他怕老百姓看见他，把他打死，出来后钻山沟，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那个逃兵拿出了符号和带照片的证件，他叫林大山。
连长看完证件，吩咐炊事员给他两张烙饼，对任长胜说：“留他两天吧，目前我们在行动中不能暴露运动方向，马上放他走不合适。别人不懂他的话，就把他交给你带着。”
任长胜和林大山谈了一阵，回来向连长汇报：“我讲了俘虏政策，他说既被我们抓住，当然听我们处置，就希望我们不要强迫他再当兵。他要永远脱离内战战场。”
连长说：“看样子不像大老粗。”
任长胜说：“青年军招的全是初中以上的知识分子。他是台湾人。日本投降前一个月，被征召入伍，在日本军队服役。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送日本军人回国，却把台湾人全编到他们7部队来了。”
连长把嘴咧得老大，说，“乖乖，你真不简单，还懂台湾话！”
任长胜说：“我跟他说的是日本话。刚才他说台湾话，咱不懂，他又改说日本话，我才听懂！”
潘明祥悄声对任长胜说：“他懂普通话，不信你注意观察！”
排长平时和一班生活在一起，任长胜就叫林大山跟在一班后边行军。
这个林大山，看样不是个利索人，又在山沟里滚了几天，浑身又是泥又是土。而且一边走路一边搔痒，一看就知道生着疥疮。一班长一边走路一边捂鼻一子，只是碍着排一长面子，没好骂出来。
晚上烧洗脚水的时候，任排长吩咐多烧一锅。大家都洗完脚，他吩咐一班长找卫生员要一包疥疮膏来，就拿着自己的毛巾、肥皂，领着林大山进了灶房。一班长取来疥疮膏，灶屋的门已经从里边插上了，隔着窗户，只见水气腾腾，火光通亮。他扒着窗户往里望，见任长胜正帮那个俘虏兵洗澡，俘虏兵脱得赤条条地蹲着，任长胜挽着袖子替他搓背。一班长喊了声“报告，药来了。”就蹲在一边去生气。
门开了，任长胜擦着汗走了出来。
一班长把药膏往任长胜手里一搡，说：“我有意见！”
“有意见就提呗！”
“你不是带了个俘虏兵，你带了个爹！”
“咦，火气还不小！好，咱们谈谈，不过小声点。”
“小声干啥，我还怕谁听见！”一班长说，“行军、带哨累得你一躺下就哼哼，可你还自找外差！”
“这怎么算外差？班里哪次来了解放战士你不是黑天白日忙。补衣服吧，盖被子吧，行军连背包你都帮着背。怎么我干这点事就不行了？”
“那是新战友，这是个啥？对俘虏不侮辱，不搜腰包，来去自由就够讲政策的了。干啥弄这一套！”
“俘虏跟俘虏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他就是比别人更脏点。”
“他是开小差出来的。这跟机关枪欢迎过来的不一样，对不对？”
“就算对，又怎么样？”
“从国民党那儿开小差，这得有点反抗精神；因为不愿坑害老百姓挨了打，这得对人民有点同情心。一个对国民党反抗、对老百姓同情的人，要不要搞个统一战线呢？”
“我说不过你。”
“说不过就帮我把工作做好！”
“你还要我干什么？”
“多作宣传工作，用行动。要体现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对人民满腔热情。”
“我执行命令，要叫我像对老乡们那样打心里亲热他，我办不到。”
“按革命利益需要的做。至于感情，我也在克制着自己的某些感情呢！”
林大山经过这么一洗，又吃了热乎饭，脸上有些活人气了。两只眼睛以拘束、歉疚的神情代替了惊恐的神气，可仍然一声不响。直到睡觉时，他指着草铺，自卑地笑着跟排长说了句外国话。排长点点头，把自己的背包打开，紧靠墙根铺好。林大山鞠躬行礼的说了一阵，躺了下去。任排长紧挨着他躺下，身上只盖了件棉大衣。一班长嗓子眼狠狠地哼了一声，把自己的被子撩起一半扔到任长胜身上，噘着嘴扭过身去。任长胜轻手轻脚把被子掀下来，又都盖在了一班长身上。
一班长头也不回地说：“你不冷啊！”
任长胜凑到一班长耳朵边小声说：“那个人长疥，爬上虱子要传染你！”
一班长猛地一使劲翻过身来，冲着任长胜说：“他的虱子偏不咬你？”
“我给了擦药时自己身上也沾了硫磺味，虱子不敢靠身了。”
明知黑地里排长看不见，一班长仍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又压住了火气说：“你这个知识分子，哼！”把被子仍然给他盖上。
一班长虽然生气，第二天还是捏着鼻子照顾俘虏兵。他习惯于执行命令，也不忍心太劳累排长。班里的同志尽管满肚子不情愿，可他们不光心疼排长，也不愿班长太累着。这一来倒真显得热气腾腾了。俘虏兵大腿根打烂了，一沾水就痛得龇牙咧嘴。过河的时候，任长胜刚伸手要背他，班长就抢了过去。他还没背上背，战士们又挤走了班长，抢到自己背上。
那俘虏兵眼神已不是歉疚和拘束了，变得深沉、严肃，像是在思考着什么恼人的问题。
这一天，只走了五十里地就宿营了。吃过饭连里下令休息，自由活动。任长胜就招呼林大山到村外挖野菜去。
他们走近一片青翠竹林边上，任长胜慢慢站住脚，呆呆地出神，手中的挖菜小铲落在了脚前。
“排长先生，”林大山用日语说，“您的工具掉了。”
任长胜说声“多谢”，弯腰捡了起来。两眼闪着异样的光彩：“看见竹子，想起我的妈妈，她正一个人生活在我们那满是竹子的庭院里呢！”
“您的家也在南方？”
“在日本。”任长胜望着天边缕缕白云说，“那里有好多竹林啊！往房后的山上望去，不论冬天夏天，满眼碧绿。房前几十步就是海，又是一片澄蓝。一阵雨过去，空中没有尘埃，地上不见泥泞，连空气仿佛也带着透明的青绿色。”
林大山说：“我的家乡也有竹林，有海。”
“那里的人爱竹子。裱糊屋子时，在两层薄薄的壁纸中间都要加上一簇簇、一片片的鲜竹叶。绿竹叶透过雪白的壁纸显现出来，坐在屋里就像坐在雪后的竹林中。夏天，有风的夜晚，躺在榻榻米上总也弄不清哗哗响着的是竹声还是水声。”
“我也听过那种声音。日本和中国有许多相像的地方。”
“我从小就会唱一支歌：
啊，竹子，竹子，
摇曳着鹤翅般的枝叶，
是给月亮擦脸吗？
林大山接下去背诵：
我不是给月亮擦脸，
我在学姑娘们的舞姿。”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对望了一眼，都从对方眼睛里看到了隐伏着的乡愁。刹那间横在两人之间的无形冰障融化了。两颗心靠近了。
“您是华侨？为什么回国来了？”
“我爱日本，爱妈妈，爱我童年的伙伴。可是没有一个富强的祖国，在哪里连呼吸也困难啊。”
“你说的我懂，我懂。听你的口气，令尊大概不在了吧？令慈怎么舍得你？”
“没有祖国的尊严，也就没有民族的尊严，母亲明白这个。她赞成我把生命献给祖国富强的事业。她爱日本，也爱中国。”
林大山沉默下来，一阵踌躇，终于放胆问道：“排长先生，我可以问一句话吗？”
“为什么不可以？”
“你们抓住我这个敌人的逃兵，不仅不侮辱，反而超乎寻常地关照，到底为什么？是想从我嘴里换取情报？”
“不，我们知道你懂普通话，连这点都不挑明，还提什么换取情报？”
林大山愣了一下，改口用中国的普通话说：“你们怎么知道我懂普通话？”
“我们指导员早说了，二〇六师主要成员是关中河南的知识青年，你不懂普通话怎样接受指挥？”
林大山羞惭地低下了头。
“你没见我们怎样对待老百姓吗？”任长胜说，“我们的目标是解放全国人民，改造自己的国家。既然这样，当然把全国人民都看作自己的兄弟。你脱离了反动军队，也就成了人民啦！”
“先生，请原谅我，”林大山握住任长胜的手，嘴角颤抖着说，“你给我洗澡、擦药，把被子给我盖。你的士兵背我过河，我始终认为是在对我使诡计、耍手段。我不仅毫无感激之心，反倒更加警惕，更加担心了！真对不起你们。现在我明白了，你们为了信仰，可以排除个人感情上的喜恶，我尊敬这种精神。请你把我带到边部去，为了表示我的敬意，我情愿提供我所知道的一切。”
任长胜转身领着林大山到连部去。
林大山在连部，把洛河桥头的工事设施画了一张草图。他说明，他们是一个班修一段，各班不许乱串。他就知道他所修的这一段。
连长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
林大山说：“不要说这话，我不懂政治，更不能判断社会主义是好是坏。只是你们对信仰的忠诚态度感动了我。我相信，由这样一群有忘我精神的人组成的军队，一定会达到目标的。但愿你们的主义真能救国。我们台湾人任人宰割了五十年，祖祖辈辈都盼望自己的祖国强盛起来呀。”
潘明祥说：“我相信全国人民，终究会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连长拿出林大山的证件，交还给他，说：“我们马上要进入阵地了。今晚上请你到连部来吃饭，然后你就可以去你要去的任何地方。临走前我们给我开路条、拿路费。”
林大山想了想说：“如果我再留两天，有妨碍没有？”
“有事情吗？”
“我想再对贵军多了解点儿，当我回到台湾的时候，能对人们介绍得更准确些。”
“我们欢迎。”
四
部队进入了洛阳外围的集结地。夺取洛河桥是外围战的重点，连长向上级把这个任务要求到手，派一排担任主攻。林大山就是从桥头跑出去的，他画的草图也正是这部分。听说任长胜要去看地形，林大山自愿担任向导。经连部批准，任长胜、林大山和一个战士半夜就出发了。
整整过了十二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中午，三个人都没有回来。连长很不放心，排里的战士也怀疑林大山靠不住，就派出两组人去寻找。下午四点，一组人空手而回，另一组背回了战士的遗体。看得出是从背后中弹，又爬了很久，死在路旁的。任长胜和林大山却杳无音信。
大家议论：任排长对林大山太轻信了，显然是遭了暗算。
“书呆子！警惕性不高！”连长又气又急，在院子里来回转着圈子说，“抓住那个台湾小子，我拿刺刀捅了他！”
潘明祥说：“事情还没弄清楚，你先别着急么！”
直到天黑也没有消息。拂晓就要进攻，连长对林大山画的那张草图也有了怀疑，决定亲自再去侦察一次。这时，几个战士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闯进门说：“报告，任排长回来了！”
潘明祥忙问：“就他一个人吗？”
战士们说：“不，两个人。林大山背着排长回来的，排长挂彩了！”
大家蜂拥出去。卫生员闻讯已扛来了担架。大家帮助把任长胜放在了担架上，任长胜撑起半个身子叫道：“先让我报告！”连长喊道：“先去包扎，报告来得及。”潘明祥和大家随着担架一起往卫生员的小包扎所走。连长看见林大山拿着支中正式步枪，而任长胜的枪没有了，就问：“你们上哪儿去闹了一整天，叫我们好担心。”林大山说：“我们被俘了。”
“什么什么什么？”连长马上站住脚，拉住林大山小声说：“跟我到连部谈去。”
五
原来情形是这样的——
看完地形，任长胜怕有隐蔽的火力点没有发现，就布置了一次火力侦察。他和那战士从两个方向，各打了一梭子弹，几个地堡都还击了，没遗漏什么。他们正要回身撤走，冷不防从背后山坡上打来一梭子重机枪。林大山正卧在一块凹地中，当他看清背后山脚下有隐蔽的地堡时，任长胜和那个战士全中弹倒下了。正面地堡蹿出来四五个人，先下了任长胜和战士的武器。他们发现林大山，刚一举枪，林大山举起手喊：“我是自己人，二〇六师的！”敌人围了上来，他们验了林大山的证件，问他怎么跟共军混到一块去的。林大山看到对方穿的是保安团的军装，知道换了防，就说自己奉命去抓民夫，误打误撞叫共军抓住了。他们在押解自己的途中迷了路，又把他押回到了这里。问共军有多少人，什么番号。林大山眨了眨眼：“谁听说过军人对俘虏交代自己番号的？”正说着，搜查的人报告打坏腿的那个人并没死。他们就抬着任长胜、押着林大山一起进了坑道，把他俩关在一个备用的空地堡里。
敌人为了要情报，对任长胜用了刑。任长胜连自己的姓名都不肯说，敌人只好把他吊在梁上，扫兴而去。
在敌人折磨任长胜的时刻，林大山蹲在地堡一角，头埋在膝盖上，用拇指塞住耳朵。就这样也还是后背发冷，战栗不已。审问的人走远了，他慢慢抬起头来，已经满脸是泪了。
他用袖子擦擦脸，手哆嗦着从口袋里掏出半盒烟，朝门口的哨兵递过一支去，说：“弟兄，给个火儿。”
哨兵往两边瞅瞅，接过了烟。
“出去抓夫，你怎么敢离群儿呢？”哨兵说，“这下子，四十军棍跑不了啦。幸好你是中央军，要也是杂牌，我们连长先就给你一顿鞭子。”
“弟兄，”林大山朝任长胜歪了下头，“挂彩的人，再这么吊着不就完了？都是吃粮当兵的，想法儿给他松松不行吗？”
哨兵没言语，喉头的锁骨动了动。
“都是中国人，当兵的跟当兵的有什么仇！谁保的齐不当俘虏啊！我叫人家抓住，人家可一个指头都没碰我！”
“当官的要这么办，小兵能说啥！”
“身在公门好修行，前线上枪子有眼呢！”
“你要行好，咱交个朋友。装看不见就是了。绳子可不能松，给他脚下垫两块砖吧，墙根下有。”
哨兵转身去望风，林大山给任长胜脚下垫了三块砖。任长胜低声用日语说：“水，给我喝口水。”
林大山把半包烟全给了哨兵，托他弄来一茶缸凉水。背着哨兵，端到任长胜嘴边去喂他，悄悄用日语说：“我没法报答你对我的关照，心里很难过。不久我要被押回青年军去了，你有什么事，赶紧对我说。我只要死不了，决不忘记替你办！”
“见到我们的人，替我报告一声，我没有玷污革命战士的荣誉。”
“记住了。”
“我没有完成任务，请上级给我处分。”
“你？”林大山哽咽地问：“你就没有一点自己的事要我办吗？”
“这全是我自己的事。”任长胜微笑了一下，“我回国来就是为了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事业。求仁得仁，我很满足了。只可惜我找到革命部队太晚了，战斗的时间这么短，要能再参加战斗多好，哪怕再给我一次冲锋的机会呢！呐喊，厮杀……”
林大山第一次看到任长胜的眼睛里滚动着泪水。
“我懂得，你是幸福的！”林大山一半安慰对方，一半自我感叹地说，“你们活着有目的，临危也有慰藉。可我不论活着还是死去，都像一片扔在河水里的落吐，毫无目的，身不由己地旋转、飘流，没有人认真地看它一眼。从我走进社会，头一次被当作人待，就是跟你们一起的那几天……”
外边有零乱的脚步声，林大山闭上嘴，又躲到角落里去。
敌人连长站在地堡外宣布，送林大山回青年军发落，叫他顺道把共军战俘背到保安团团部去。一个匪军押解着他们。
天黑了，飘着牛毛细雨。林大山背着任长胜在战壕里行走不便，押解的匪兵急着回来交差，叫他们爬上战壕，沿着洛河大堤行进。大堤上不时有游动哨，匪兵答了口令就放行，并不查看。
押解的匪兵在他们后边有五六步，任长胜在林大山耳边悄悄地说：“朋友，咱们要永别了！我现在才感到生命多么宝贵，多么不该浪费它！你还有大半生的岁月，认真考虑一下怎么活得更有意义吧。这么腐败的政府，这么反动的军队！随着这样的浊流会飘荡到什么地方去呢？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改变祖国命运的斗争中去！”
林大山没有出声，把背着任长胜的两只胳膊用力的紧夹了一下。
押解的匪兵靠近了，林大山说：
“兄弟，方便一下。”
“懒驴上磨，你利索点！”
林大山把任民胜放到地上，用手悄悄捏了捏他的手，走出两步，蹲了下来，两手在地上摸索，不一会儿触到了修工事扔掉的半截砖头。匪兵见半天没动静，就粗声粗气地吆喝：
“你在那儿磨蹭什么？拉线儿屎啊？”
林大山说：“那河里有个什么东西，一闪一闪，怪吓人。”
匪兵走到岸边，问道：“在哪儿？”探头往下看。林大山忽地一下跳起来，拿半头砖朝他头上砸去。任长胜用尽力气抱住了匪兵的两条腿。那匪兵叫了一声，双手端起枪。林大山朝他头上又砸了一砖，夺过枪，狠狠地朝他脑袋上砸了一枪托，那匪兵跌到河里去了。
任长胜力气用尽，也失去知觉。
林大山把枪挂在脖子上，背起任长胜，转身朝远离河岸的方向疾走。终于逃出了敌人防区。
卫生员给任长胜检查完伤口，报告说，大腿腓骨被机枪打断，肋骨有两处受刑时被刺刀挑断，两腋全是炭火的烧伤，必须马上送后方医院。潘明祥命令派担架送走，任长胜却说：“情况全在我肚子里，我哪能走呢？”
潘明祥说：“你看，这样子能参加战斗吗？”
正说着，连长和林大山挤进屋里来，林大山穿了一身崭新的解放军军装（是连长把自己保存着的送给了他）。大家一见，热烈地鼓起掌来。林大山向任长胜敬个礼说：“报告排长，新战士林大山向你报到。”
“オメデト。[注释1]”任长胜脱口而出，说了句日语祝贺他。两人握住的手好久没放。
潘明祥说：“这回你可以安心走了吧！”
“能不能叫我在这里等着，听到你们占领桥头的捷报再走？”
“不能！”连长斩钉截铁地说，“占领阵地后，我派人骑马追到路上去向你报捷，可你不能留在这儿等着。”
当集合号吹响，部队向前沿运动时，担架抬着任长胜向相反的方向走去。任长胜趴在担架上，把头翘得很高很高，望着拂晓渐渐消失的人影。随后，又躺下来，凭着传来的枪炮声、呐喊声判断部队的战斗情况。太阳散落红彩，燃得白焰灼目的时刻，林大山骑着一匹卷毛白马刮风似地撵上来，直跑到担架旁喊着说：“战士林大山奉命向排长报告：我连经过十五分钟战斗，确实占领桥头阵地，没有伤亡。”
七
等任长胜出院时，部队已经开到淮海前线了。
任长胜到达连队，升任了副连长，潘明祥调到另一支部队去作营教导员。大家把潘明祥送出村外，潘明祥招呼任长胜陪他再走几步。
这是冬天的一个早晨。淮海平原上一片雪白。初升的太阳把他俩的影子拉得很长。清冷、新鲜、甜滋滋的空气使人浑身力量充沛，精神抖擞。
默默地走了一段路，潘明祥问：
“你对入党是个什么看法呢？为什么从来没听你表达过这种愿望？”
“我认真地考虑过。”任长胜低声、诚挚地说，“党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可我头脑里至今还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些东西没清除以前，如果入党，对党、对我都是不负责任的！”
他走了几步路，又补充说：“我说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仅指对事物的看法，还包括感情方面的一些东西。这改造起来要慢一些。”
潘明祥没再说什么，临到分手，才满怀深情地说：“我赞成你这种严肃态度，希望你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八
从那次分手，潘明祥再没有见过任长胜。只从简报上见到了他在一次次战役中英勇作战的记载。一九四九年六月初，任长胜牺牲在上海市四川路桥上。牺牲时是连长、战斗英雄、二等功臣，仍然没有入党，而且连一份入党申请书也没写过。
老战友们回忆起任长胜，对他的看法不一致。有人说，在入党问题上他也是太书生气。我们许多人都是带着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走进党内来的，经过长期的锻炼改造，才逐步无产阶级化。按他生前的表现，已经具备入党的条件了。也有人认为，不少人明知道自己身上共产主义的东西很少，也没有认真改造的诚意，却偏要硬挤进共产党内来。相比之下，倒是任长胜这种老实态度更值得敬重。
林大山在解放后当了某工厂的领导人。“***”得势时，因为他曾在日本军队服役一个月，被打成“忠实为帝国主义服务、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为了打倒他，把引导他参加革命的任长胜也株连上。说任长胜既是“日特”又是“叛徒”，伙同林大山叛变投敌又潜伏回来。他们冲进烈士陵园，砸了任长胜的墓碑，焚烧了有关任长胜的传记资料。
这些，潘明祥是听说的。他想，今天既然要自己整理任长胜的材料，大概对林大山也该落实政策了吧。
一九七九年
[注释1]即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