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个很地道的上海女性。
公元1944年盛夏，我出生于上海仁济医院。这个医院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但坐落在上海市中心一条很狭窄的小马路上——这条马路，就是我在本书所收之三个中篇中不厌其烦地写了又写的山东路。
我在山东路上度过了我的幼年、童年和青年时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山东路情结。
我至今还记得仁济医院隔壁的天主教堂，顶是尖的，墙是红的，跨上高高的台阶进入天花板高高的教堂，去静静地听一会悠悠的歌声，就可以领到一块香香的豆腐干；我记得四马路（福州路）口的卖夜宵的担子，一头有热热的牛奶，一头有烤得香气诱人的鱿鱼干和面包片；我记得往那灯红酒绿的大马路（南京路）走须经过一个阴森森的外国坟场。夜间从围墙的豁口望进去，只见黑黑的树影和白白的墓碑，让我胆战心惊；我甚至还记得路口的那栋高楼，原来名叫慈淑大楼。在我很小的时候和大了一点的时候，都曾有人从上面跳下来。大人们说是因为股票跌了，或者说是因为成了“大老虎”了。我虽不懂“股票跌了”、“大老虎”是怎么回事，却深深地储进了记忆。我记得我念的小学就在山东路上。街面房子是一家剃头店，楼上便是教室，而老师的办公室正对着我家的窗口。天下雨了，老师对着我们家叫：“小玉啊，拿把伞来！”我“嗳——”一声，满怀着热切的得着了效劳机会的喜悦，急急地把妈的油纸伞和花套鞋放进网线袋里，奔下楼，窜过山东路，给我的班主任送去。学校里上过什么课早已淡忘，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校门口的小书摊和杂货铺。只要从外婆那里讨得一分钱，就可以很得意地去租一本书，很理所当然地坐到书摊边的小矮凳上去细细地看，背后站上两三个不花钱的小朋友。如果有了两分钱，那就可以去买一个装了许多花生米的三角包了。那花生米细而长，红而香，油性不大却是非常之甜的。
山东路的北端直通南京路，那是东方第一大都市的第一繁华商业街；山东路南边尽头是南市，有租界时它算作中国的本土；山东路往西便是当年的跑马厅即如今的人民公园，各类游乐场所鳞次栉比；山东路向东为黄浦江，江上的轮船固然是往来如织，但也常听说上面漂起由于各种原因而投江自杀的浮尸。
山东路是上海的繁华地段。山东路简直就是上海的核心。
生于斯，长于斯，我还称不上是个正宗的上海人吗？
二
我的祖籍却是山东。
我们姐弟四人中唯有我有幸去过一次山东老家。那年我刚满五岁。我记得了许多事。下了火车下了汽车还要走许多路。山很高，沟很深，而路上总是只有爹和我两个。老家的一位姐姐辫子又粗又长，而且是梳成一大根的，我伏在她背上去很远的地方看戏时，这根大辫子就总在我的怀里。黄米做成的粘糕很好吃，柿饼外面的那层白粉却太涩嘴。也有小朋友，也有小姑娘，圆圆的脸红得很，从门背后探过头来盯住我看。惭愧的是，记住了许多人和事却没有记住爷爷的模样，他老人家不久后便过世了。
虽然如此，而且仅一次，但毕竟是回过老家面觐过父老乡亲们的了。我的三个弟弟，都未曾有过这样的回归缘份。他们好像也从来没有被卷入风行一时过的寻根热，对那片黄河下游的土地依依情深。但他们都跟我一样，很忠诚地在每次填写各类表格时，于“籍贯”一栏上，书上“山东邹平”这四个大字。
在上海的一千多万人口中，像我们这样的“山东人”、“浙江人”、“广东人”、“江苏人”……究竟有多少？我从未见到过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我曾读过一本关于上海社会的书，那上面说，一百年前上海人口不到一百万，五十年前增至三百万，而如今则接近一千五百万之数了。这么多的上海人从哪里来的？很理论化的书告诉我们说，靠“机械增长”和“自然增长”。机械者，指外乡移民，我爹属此；自然者，指出生于本市的，我和我的弟弟们是也。所谓“上海人”，其实大多是移民，或者是移民的后代！
所以在上海滩上，你要是向某一位满口上海白话的人发问：“你是哪里人？”那是很难得到“我是上海人”的回答的。
所以我的所有的熟人都知道我是山东人。
三
我脱不了浸透了我全身的山东人脾气。
小时候我常打架。楼下只要传来弟弟凄惨的呼喊：“阿姐呀——”我便一步跃下两三级扶梯往弄堂里冲去。我的三个弟弟中两个有病，我有责任。直到那个没病的成长到可以接我的班了，我才恢复我的女儿本相。后来常常听人夸奖我，说我坐在角落里不吭声不动弹专心地听着别人或是专注地想着自己的时候，样子是十分地文静温顺的。他们自然没见识过我打架时一意拼命的齐鲁本相。
我嗜咸，嗜辣，爱吃面食，对生大蒜、生大葱饶有兴趣。我不怕别一种祖籍的上海人的嫌憎。即使明天要上台讲课，要与人促膝谈心，要去参加个舞会，头天晚上若有饺子，韭菜馅的，我照吃不误。
其实，每一个上海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存在着他或他的上辈从原籍带来的地方色彩，包括习惯、风俗、甚至性格。爱吃臭冬瓜，十之八九是宁波人；每天去排队买高庄馒头，不是北方的种才怪呢！热衷于饮早茶的大多来自闽粤；江西老儇即使在上海住了几十年，也忘不了在夏季腌好整年食用的辣椒酱；若是一个家庭主妇每做菜必得放很多的糖，那无疑她是苏锡一带的人了！
我丈夫属于“机械增长”类上海人：他十八岁那年从浙东山区考入上海市内一所大学，毕业后留了校就算是入了上海籍。因为是第一代移民，他不但保持了浓重的浙东习惯，诸如喜食霉干菜和各类糟货等，而且至今鬓毛渐衰而乡音犹难改。我每每要嘻笑他的绍兴官腔。忍无可忍时他终于反唇相讥了：“何必说我呢？你爸到上海快七十年了，那个‘俺’字不也还没改成‘阿拉’吗？”
是啊，我们如今都成了上海人。上海人正是由我们这些非上海人合成的。我想，这或许正是上海人的地域性格之所以异乎寻常地宽泛、复杂、把握不定的原因所在！
四
公元1966年，我临近大学毕业时，来了“文革”。折腾了一年多，总算等到了毕业分配。我被分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三棵树地区，当一名中学教师。六年后，调离东北赴江西，凡两年，重返上海。
与所有迁往外地的上海人一样，我对非上海地区的生活也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我津津有味地大嚼粗糙的高粱米饭，呼噜呼噜地喝那种上漂清水下沉颗粒永远泾渭分明的大楂子粥，还能操着很有北大荒乡土味的粗话与人干仗：“去你妈个大腿！”在江西，我很快习惯了以炒冬瓜皮下饭，并不在乎这东西在上海乃是弃物。后来还迷恋上了比止泻的黄连素还苦的苦瓜。我非但食谱向老俵靠拢，而且语音亦日渐被同化，常用“格死了，格死了”来表示感叹或懊恼。只要再多待一段时间，我相信我一定能与许多先我赴赣的上海人一样，学得一口赣腔了。
然而我从来也未曾被当地人认同过。在三棵树时我被呼为“小上海”。即使与东北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近六载，到卷了铺盖走路时这顶“帽子”依然未摘。我可以设想，到我白发苍苍后有机会重返故地重逢故人，那人一定会作如下恍然大悟状：“噢——老太太您就是当年那个‘小上海’呀！”在江西时间不很长，我一拿到调令，老儇同事就纷纷前来祝贺：“您总算杀回老家去了！”贺词也足以说明他们向来视我为寄居的房客。
我认识许多早已定居他乡的上海人。在我看来，他们的适应能力比我更强：若不开口，单从外形气质上看，我已很难将他们甄别出来；有的即使侃侃而谈，也没什么南音海味了。可是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被当地人固执地指称为“上海人”，而他们自己，却又大都认同，多少年下来仍以“上海人”自居矢志不渝得很。我刚到东北报到时，有人热心地向我介绍说：“巧，本单位有你一个老乡呢”不久与“老乡”谋面，方知原来是一位十五六岁就离了上海、先去湖南后到东北嫁了北京人定居哈尔滨的大姐。与大姐以上海话交谈，她虽能听懂，说起来却只能勉强嗑巴几句，南音中早已串了北味。她常招待我吃白食，那炕桌上的酸黄瓜和粉条炖肉，是地道的东北家常菜。可是东北人还是一口咬定她乃我之上海老乡。这老乡则也是一往老乡情深，对我倍加爱护照顾了五、六年之久。
上海人到外地去的时间再长，也永远是上海人。这，实在是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
五
我认为，这跟“上海人”作为一个生存群体，具有极强的地域个性有关。个性一强，自身的质地和外界的评估都会保持一种冥顽难化的定向态势。主观方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弦易辙，客观方面不容易全方位地同化淹没。就好像金属世界中的金或铂一样，很难与别类熔和铸炼成真正的合金。上海人走遍天下，走遍天下仍为上海人，或许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什么是上海人的地域个性，这却是个理论性很强而且常可意会但颇难言传的社会学问题了——尽管近年来常在报刊见到专论，毕竟谁也不是定论。
曾经有一位东北朋友对我说，他可以用最简单的实例说明上海人的特点。我表示愿洗耳恭听。他就说了，若是有一筐鸡蛋，论个卖，那么你们上海人，一眼就能把那枚最大的挑了出来。我听后，虽对他的概括力和想象力表示折服，但气恼于他的轻侮调侃，就反问他道：“请问，既然规定了论个卖，那么有这个本事一眼就买走那枚最大的，该为这份精明羞愧呢，还是该为这份精明自豪呢？”他想了想，竟讷口不言了。
世上有许多事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更何况上海滩是近百年里暴发形成的移民滩，上海人是五方杂处的移民群，上海人的地域性格本来就包容面极大而且十分复杂：除了以一分为二法可大致界定出正面负面两大块之外，还有许多特性却又是很容易模糊了是非曲直的。比如上面所说的“精明”吧，许多上海人靠精明进行生存竞争立足于大干世界并争得了发达，又因其精明而讨人嫌招人忌乃至贻笑大方，究竟该誉之还是毁之，不正是要视评估者的立场而定的吗？
在外地的那几年，现在回想起来，是我的上海人自我评估值最高的几年。我很热衷于为同事朋友们捎带上海货，每每看到他（她）们对上海产品爱不释手，我的虚荣心就会感到满足，虽然那羊毛衫和大白兔奶糖并不是我制作出来的。我很不能容忍别人否定上海攻讦上海人，轻则不悦不快蕴于心，重则动气动怒作于形。我与所有身处外乡的上海人一样，不肯放弃打回老家来的机会。可是到了公元1974年，我终于返回上海团聚了全家，重新成为一名拥有户籍的上海人，我的心态和观念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愈来愈多地发现了上海的不足、上海人的不是。有一个阶段，甚至还把“上海人实在触气”挂到了嘴边。究其原因，恐怕跟视点的转移大有关系——时空间隔容易形成经理念筛选过的恋乡深情；身在其中则常会因了可触摸的鲜活事实而产生不满愤懑。或许，这也正是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圈外的人想杀进来、圈内的人想冲出去的缘由之一罢！
六
上海人的负面隐藏得并不很深。
我从外地调回上海时，因工作一时未落实，曾到一所很有名气的中学去代课。八年的外乡生活在我身上刻下了痕迹：我很黑，拖着两根齐肩的黄辫子，脸上的眼镜和身上的衣裤都老式而陈旧。我跨进了明亮的教室，一片虽不失其天真调皮却又闪烁着老练世故之光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只不过几秒钟的工夫，准确的判断就从一个不过十三、四岁的男孩嘴中迸出：“嗨，一个阿乡！”继而便有人呼应呐喊：“土八路呀！”小小年纪，就已学得了上海滩上根深蒂固的势利，我至今想来仍觉得悲哀和丧气。
类似的实例我手中有一大把。有一段时间我担任工会工作，帮人换房子、闹离婚、调解邻里纠纷、申请调级加薪、联系住院病床，跑法院、跑机关、跑房管所、跑居委会、跑工厂、跑医院，所以我的活动范围较一般教书匠要广。我还天生了一副好奇心，年过不惑了还抵挡不住新鲜事的诱惑，会“翻跟斗”买高价票去看一部新片，会掏腰包去参加区工人俱乐部的交谊舞学习班，会为了写点什么而到公平路码头的工商检查站参加查缉走私黄金走私外烟的活动，所以我接触各类上海人的机会也相对多一些。于是我对浮于表层的比较容易把握住了的上海人性格之负面，也就积累了许多很典型很生动的感性材料。
我曾经很想把这些材料加工提炼一一归类搭个框架条分缕析，形成一部柏杨式的专著。柏杨的那本书，后来成为一个公式，可无穷尽地填充变化。我在书摊上见过《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等等，后来因短期出访在澳洲悉尼街上徜徉时，竟还见到过一本英文版的《丑陋的澳大利亚人》，这公式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慢慢地我这念头也就散淡而消退了。年岁日大，见识渐多；皱纹密起来，棱角平下去；愤懑内化，思考则愈来愈深入了。并非对上海人性格之负面已司空见惯麻木不仁，而是对那种以鞭笞某一虽有其事但不具体、虽有范围却十分宽泛的生存群体以不担干系不冒风险地显示自身之尖锐深刻，终于日渐失却了兴趣。
七
我很早就起意要写写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女性。但下决心动笔，却是在我又一次远离了上海，而且是身处异邦之时。
我与丈夫一起到了澳大利亚。访问期限是三个月。我为了写一本介绍异域风光的书而收集着资料，他有他的事在忙。悉尼城里该去的地方都已过去，不久我就发现我很空闲，继而便感到了寂寞。当过几次“跟屁虫”，跟在他后面去参加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活动，但因了自己的洋话停留在初级阶段，在那种场合成了半聋哑，很快也就拒绝了一应邀请。我患上了“思乡病”。我觉得自己像是一条活泼泼的鲜鱼被扔进了速冻箱。我开始用笔来解脱自己。我利用一切空暇时间躲进悉尼大学图书馆的七楼阅览室。那里面有并不丰富的中文藏书，还有许多半封闭车厢式座位。那一公尺长半公尺宽的书桌成了我的天地。我在一方白纸上创造出生我养我深蕴于我心的上海和上海人来。我写山东路，写永安弄，写楚河汉界车马炮，写阿花和陆宝宝……我怀着深深的眷恋和亲情写着，每天都感到回了一次家乡，筋骨舒展地遨游了一番属于我这个上海女性的水域。所有曾经有过的冷静的、居高临下的、超然物外的、珲念化了的对上海和上海人的分析，正面呀，负面呀，自豪呀，愤懑呀，地域个性呀，这时候竟如大捆的干草早已经过了多少次的反刍而被消化殆尽，跳动在我笔下的只是一个个场景和一个个形象了。到我回国时，手提箱里有了十万字的《阿花》初稿。
我一发而不可收。在后面两年时间里，虽然在学校里挑了教学重担且又不可免俗地为谋个职称而奋战，但还是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地拼命挤了时间写了那《阿贞》和《阿惠》。
向《小说界》编辑部交出那《阿惠》的文稿那天，我照了照镜子，看见了鬓角的白发，还有眼镜片后的一对浮肿的眼泡。
山东路上的仁济医院已大大扩展，那天主教堂早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幢漂亮的住院大楼。北边的外国坟场早被铲除，建于那方土地上的黄浦区体育馆里，常有新潮歌舞演出。山东路南端与延安路交界处，架起了一座立交桥。山东路上的人只需乘坐几分钟的公交车，就可抵达浦东新开发区了。那个挟了油纸伞、急急地窜过山东路、兴高采烈地去为老师效劳的小姑娘，如今正在向人生的“知天命”阶段迈进。二十万字“上海女性”的篇幅，并未用尽她的积蓄，自然也不会阻断她注视着上海和上海人的目光。她的“自画像”远未画完呢！
1991.3